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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夜 城市也是生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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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和公司只是大型生物体吗?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所提出的网络理论可以为理解规模法则以及定量解决生物学中一系列不同问题提供总体概念框架,但它也会很自然地带来下面这样的问题:

    这一框架是否可以延伸并用于理解其他网络系统,如城市和公司。

    从表面上看,它们与生命体和生态系统存在许多共同点:毕竟,它们也会代谢能量和资源,产生废弃物,处理信息,生长、适应并进化,感染疾病,甚至会发展出肿瘤并不断扩大。

    此外,它们也变老,几乎所有公司最终都会消亡,但对于城市而言,只有极少数会消亡,我们会在晚些时候再思考这个谜题。

    我们许多人会在不经意间使用“一座城市的新陈代谢”“市场生态”“一间公司的DNA”等字句,似乎城市和公司就是生物体。

    即便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期,我们仍会发现,他在提到城市时也持续称其为“自然的”有机自主实体。

    最近,建筑领域出现了一场颇具影响力的运动,它被称作“新陈代谢运动”,明显是从生命体的再生这一新陈代谢过程中获得了灵感。

    该运动将建筑视作城市规划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建筑物应该从开始设计时就有改变的意识。

    那么,所有这些提到的生物学概念和过程是否都是定性的比喻,就如同我们随意使用“量子跃迁”“动量”等科学术语来描述用传统语言难以描述的现象?

    它们是否表达出了某些更加深刻、更加实质性的东西,意味着城市和公司其实是遵守生物学和自然选择规则的庞大生物体?

    同生命中的许多事情一样,一个人在一个项目提议很久之后再回头去看,会获得更多的启示。

    例如,如果回头看看我们早期工作室的人员名单,会发现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最终成为合作成员。

    这在一个项目刚开始时是很平常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个跨学科的新问题本身。

    刚开始时,你会发现有着不同背景的各式各样的人会加入进来,只要他精通与项目相关的专业知识。他们希望彼此之间能够产生协同效应,迸发火花,并对某些全新事物的前景感到兴奋。

    然而,即便他们被该项目的智力挑战和潜在成果深深吸引,许多人仍会发现,这不足以让他们牺牲时间完全参与进来,于是他们会重新设定自己研究计划的偏好方向;

    另外一些人则发现,他们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或者认为不可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最终,通过口耳相传,通过偶然的联系和非正式的讨论,通过渗透和扩散,一个不断进化的研究员团队逐渐成形,其中的成员有着不同的学位,愿意长期面对这些挑战,并且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做切实的工作。

    这便是有关比例缩放的研究和ISCOM社会机构组成部分的产生过程。

    随着该项目不断取得进展,ISCOM的范围和重点不断扩大,但它的愿景多年来一直未曾改变。该项目的初衷是这样表述的:“由于企业和城市结构与社会网络系统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将用于理解生物网络系统的分析扩大到理解社会组织上来,对这样的可能性进行研究既非常正常又令人难以抗拒。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内的信息流动与物质、能量和资源的流动同样重要。”

    许多问题因此被提出,包括“什么是社会组织?恰当的规模法则是什么?为了引导信息、物质和能量的社会流动,组织架构的建设必须满足哪些限制条件?特别是,这些相关的限制条件都是物理学上的吗?还是必须要考虑社会和认知的限制?”

    从表面上看,纽约、洛杉矶和达拉斯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东京、大阪、京都同样如此,巴黎、里昂和马赛也是这样,但与鲸、马、猴子之间的区别相比,它们之间的区别相对较小。

    前面的章节曾经提到过,鲸、马、猴子这三种动物实际上是根据简单的幂律规模法则关系,互为比例缩放的版本。这些潜藏的规律是它们体内运输能量和资源的基础网络的物理学和数学表现形式。

    城市也受到类似的网络系统的限制,如道路、铁路和电线,它们运输人、能量和资源,这些流动成为城市新陈代谢的体现。

    这些网络系统是所有城市的实体命脉,它们的结构和动力学会随着持续反馈机制的作用而不断进化,这一反馈机制根植于成本和时间最小化的优化过程。

    无论是哪座城市,大多数人都希望以最低的成本,用最短的时间从A点前往B点,大多数企业也希望它们的供给和物流系统能够如此。

    这表明,尽管表面存在差异,但城市可能也同哺乳动物一样,是彼此按比例缩放的版本。

    然而,城市并不仅仅是通过各种运输系统联系起来的建筑物和结构的物理体现。

    尽管我们通常从物理层面认知城市——巴黎漂亮的林荫大道、伦敦的地下铁路、纽约的摩天大楼、京都的寺庙等,但城市远比它们的物理基础设施丰富。

    事实上,一座城市的实质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他们为城市带来了活力、灵魂和精神,当我们参与一座成功城市的日常生活时,我们内心就会感受到这些难以言传的特点。

    这或许看上去很明显,但规划者、建筑师、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决策者等城市思考者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城市的物理特性上,而非居住其中的人,以及他们彼此之间如何互动。

    通常很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是,一座城市的关键是要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利用一座伟大城市的多样性所提供的绝佳机会,促进人们之间的互动,并由此创造观念和财富,激发创新思维,并鼓励企业家精神和文化活动。

    这就是我们1万年前不经意间开始城市化进程时发现的神奇公式。由此带来的出人意料的后果便是人口的急剧增加,人们的平均生活质量和生活标准也持续提升。

    圣·简和巨龙。

    没有人比著名城市理论家、作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更加认同应该从公民集体生活的角度看待城市了。

    她最重要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在全球范围内对于人们如何思考城市以及如何进行城市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任何对城市感兴趣的人来说,无论是学生、专业人士抑或存在好奇心的公民,该书都是必读书目。

    我猜想,世界上每一座大城市的每一任市长的书架上都摆放着简·雅各布斯的这本书,而且至少读过其中一部分内容。

    这是一本伟大的书,极具煽动性和洞见性,雄辩且充满个人观点,文笔流畅,读来十分有趣。

    尽管该书出版于1961年,而且明确地聚焦于当年的美国大城市,它所传达的信息却广泛得多。

    从某种角度来说,与出版时相比,它在当前这个阶段更加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因为许多城市都遵循美国城市的经典发展轨迹,同时面临着汽车、购物商场的挑战,郊区的不断扩大以及由此造成的社区消失。

    讽刺的是,简并没有漂亮的学术履历,甚至没有本科学位,她也没有参与过传统的研究活动。

    她的作品更像是新闻记者笔下的故事,主要基于逸事和个人经历,以及对于城市是什么、城市如何运行还有城市应该如何运行的直观感受。

    尽管简在书中明确以美国大城市为重点,但读者的印象是,她大多数的分析和评论都是基于她本人对于纽约市的感受。

    她尤其无法容忍城市规划师和政治家,并且猛烈地抨击传统的城市规划,尤其针对那些不是将人而是将建筑物和公路视作主导的设计。

    一个很有趣的特殊例子是新加坡。尽管它已经成长为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拥有500多万名居民,并且持续建造炫目的钢筋玻璃摩天大楼,但它的可取之处在于保留了大规模花园城市的梦想。

    这主要源于具有远见卓识的已逝领导人李光耀,他在1967年要求新加坡发展成为“花园中的城市”,要有足够的绿色植物、开放的绿色空间和热带的氛围,尽管它长期缺少土地。

    新加坡或许并不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城市,但绿色的氛围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的。

    形式与功能、城镇与乡村、有机进化发展与毫无生机的钢筋水泥、

    分形曲线,以及表面的复杂性与欧几里得几何的简单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或简单的答案。

    的确,许多现代建筑曾经探索、斗争并实验过以上这些争论中的方方面面,尼迈耶拒绝“坚硬、不灵活”、拥抱“自由流动、性感曲线”与他设计出的毫无生气的水泥建筑之间的对比便是例证。

    在“二战”将数百万栋房屋摧毁之后,英国的社会党政府面临着巨大的住房危机。大部分被破坏的房屋位于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这极大地加快了战前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城市发展”和“贫民窟清拆”的进程,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念成为经典的想象范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住房的首选模式已经从传统的英式独户住房发展为更加高效的高层公寓住宅。这一模式成败掺半,带来了许多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问题。

    真相是,政府救济房就是一个活人墓。你不敢放弃它,因为你

    或许永远不会得到另一间,但住进去就会陷入空间和思想上的贫民窟。政府地产不能与经济和社会绝缘。

    作为战后住房项目的一部分,英国政府着手打造了一系列“新市

    镇”,以重新安置贫穷地区或遭到轰炸的城市地区的人们。这些“新市镇”的设计受到了花园城市的启发,工人阶级将会居住在乡村环境的住宅中,工厂则位于一个单独的区域内。

    斯蒂夫尼奇于1964年成为第一个被指定的“新市镇”。1957—1958年,我在那里居住了近1年时间。因此,我其实对于居住在花园城市中有一些切身体验。

    当我得知自己被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录取时非常惊讶,新学年将于1958年秋天开始。因此,1957年年底,我草草地结束了在伦敦东区的学习,并在国际计算机有限公司研究实验室谋得了一份临时工作,这家公司又被称作英国制表机公司,位于斯蒂夫尼奇。

    对于任何一名首次离家的少年来说,这都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经历,我在此期间也学到了许多。在我面前敞开的许多新窗口中,有三个与此相关。

    首先,同时也最明显的是,在一个创新性的研究环境中工作,允许并且鼓励自由思考和行动,这是在啤酒厂无须思考将啤酒瓶放入机器的劳动所无法比拟的。

    第二扇窗口就是简·雅各布斯,我怀疑她从来就没有真正到过一座花园城市,尽管她做出的有关它们的评论是正确的。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简·雅各布斯是谁,但我很快得知,与生活在伦敦东北部中下阶层社区破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连排屋里相比,生活在斯蒂夫尼奇就像生活在奢华的乡村度假村一样。

    这便是它的问题所在。正如简几年之后讽刺的那样:“如果你很踏实驯服,没有自己的规划,也不介意与那些同样没有个人规划的人消磨一生,这里将是一个很好的城镇。”

    尽管这听起来很刺耳,但它的确捕捉到了那种无趣、按部就班、孤立以及隐藏和压抑内心热情的“美好”的感觉——这些后来都与郊区联系在一起。

    哈克尼区和伦敦东区不是城市幸福生活的典范,格林尼治村、小意大利区和布朗克斯也不是,尽管简不这样认为。

    带着一些怀旧意味将工人阶级的伦敦浪漫化,生动地描述内城生活中的社区,这已经成了一种时尚潮流,但事实是,它肮脏、不健康、粗糙、艰苦,并导致了建筑沉寂的存在和孤独、异化的可能。

    然而,这些都因为活动、多样性、人们参与生活的脉动等因素得到了弥补,例如使人们能够享受博物馆、演唱会、剧院、电影院、体育赛事、聚会、抗议游行以及其他一切传统城市可以提供的奇妙便利设施。

    当时还处在商业计算机的发展初期,美国的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英国的国际计算机有限公司当时正在开发现在看来已经过时的真空管和新的由霍尔瑞斯穿孔卡编程的以晶体管为基础的机器。

    我们这些上岁数的人都记得它们,因为它们会让我们想起噩梦般的日子。

    几年之后,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我更是对这些穿孔卡以及用Fortran语言和Balgol语言等一些带有奇特名称的编程语言进行单调编程的日子痛恨有加。

    真的是太糟糕了,因为它让我与计算机发展和编程永远分离,结果是,尽管我应该很擅长它们,但现在仍处于初级阶段。

    在斯蒂夫尼奇和硅谷,我都没有预见到计算机远不止用于复杂计算和分析,能够如此有用。

    毫无疑问,这也是我最终成为才学一般的学者,而非斯坦福大学这一信息技术创业机器的某个赚钱的产品的原因。

    第三扇窗口让我看到了电路所具有的精密性和潜在能力。通过聪明、复杂的方式,根据十分简单的原则,我们可以用电线将几个简单的模块单元(电阻、电容、电感和晶体管)连接起来从而生产出拥有奇迹般强大力量、能够以闪电般速度执行困难任务的复杂产品——电子计算机。

    这就是我对于网络、涌现和复杂性等原始概念的理解,尽管我还没有说过这些词语或此类语言。

    在这段简短的、有些个人化的题外话中,我的目的不是给出一个有关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全面批评或中性的概述,而是要突出其中某些特定的特点,它们使得发展一门城市科学成为可能并为此做好了准备。

    我不是专家,我也没有城市规划、设计或建筑领域的文凭,因此,我的观察和评论必定是不完整的。

    源自这些观察的一个重要洞见是,许多城市的发展和重建都并不成功,尤其是华盛顿特区、堪培拉、巴西利亚、***堡等完全新建的规划城市。

    这似乎已经成为批评家、专家、评论人士等的共识。

    我们很难对一座城市的成功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人们甚至不知道应该用什么特点和标准来衡量成功或失败。

    对于心理现象的评价,如幸福、满足、生活质量等,并不能让它们成为可靠的评判因素,更不用说成为模型。

    而另一方面,有关生活的一些更加实质性的特点,如收入、健康和文化活动等却明显可以成为评判因素。有关城市成功的文字并不比我已经引用过的逸事更加复杂,它们最多也就是基于简·雅各布斯或刘易斯·芒福德的叙述的直观分析。

    许多基于访问和调查的社会学学术研究努力想要建立一个更加客观、“科学”的视角。

    作为一门学科,城市社会学拥有很长的、显赫的,但又极具争议性和令人惊讶的狭隘性的历史。

    罗伯特·摩西甚至利用它来证明让公路穿越传统社区的合法性。然而,似乎很明显,在不同程度上,几乎所有规划的城市最终都毫无生气,充满疏离感,缺少流行和文化活动,也缺乏社区精神。

    或许可以公平地说,与建设新城市或发布市区改造项目时的承诺和宣传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城市或项目达到了预期,许多都可以被判定为失败。

    然而,城市具有极强的韧性,作为复杂适应系统,它们也在持续进化。

    例如,对于我们许多人而言,华盛顿特区不是一座城市,我们只有出于历史或爱国主义的原因或者是我们需要与政府做生意时,才会到访。

    它了无生机,更像是体积庞大的政府建筑所统治的水泥丛林,映射出的是卡夫卡风格的官僚机构的可怕感觉,让我们想起了旧时的苏联风格。

    看看现在的华盛顿,尽管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它已经进化成为高度多样化、生机勃勃的城市,吸引了大量富有雄心和创造力的年轻人,他们被行动和社区的感觉吸引。

    庞大的都市区现在有了更为广阔的经济形态,不再仅仅依赖政府就业岗位。政府机构建筑看起来也不再令人感到害怕,许多充斥着来自全球各地的年轻人的绝佳餐厅和聚会场所的出现柔化了它们的形象。

    华盛顿花了很长时间才变成一座“真正的”城市,一个甚至连简·雅各布斯都可能会羡慕的地方。

    这里有希望。

    这就引出了我的另外一个重要论断。从大局来看,这些了无生机的新规划城市的失败可能没那么重要,如华盛顿、巴西利亚,甚至是斯蒂夫尼奇,它们并不是令人感到兴奋的地方,没有为人们提供大量机会,让他们过上充实的生活、扩大他们的视野、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充满活力的创意社区的一部分。

    然而城市会进化,最终会发展出灵魂,尽管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此外,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很少有人生活在城市环境中,规划城市也很少。

    然而,由于城市化一直在呈指数级扩张,这一情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在未来30年,平均每过一周地球上就会新增一个人口150万的新城市。

    如今这真的很重要。

    为了适应持续的指数级增长,新的城市和城市基础设施都在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建设。

    仅中国在未来20年内便会建设200~300座新城市,其中许多城市的人口将超过100万。

    与此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超大城市仍将继续扩张,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许多超大城市中的贫民窟和非正式安置点也会越来越多。

    正如我此前所提到的那样,伦敦和纽约等过去的大城市与今日的大城市深受相同的负面形象之苦。

    尽管如此,它们发展成为主要的经济引擎,提供了大量的机遇,并驱动世界经济。

    问题则是:城市的确会进化,但改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去等待。

    华盛顿、伦敦和巴西利亚分别花了150年、100年和50多年的时间改变,至今依然在持续改变。

    与此同时,问题的规模庞大无比。

    中国已经开始着手修建数百座新城市,以使3亿农村居民城市化。人们在建设这些新城市时并没有对城市的复杂性以及它们与社会经济成功之间的联系详加了解。

    大多数评论家报告称,许多这样的新城市,就像典型的郊区,是没有灵魂的鬼城,也没有社区的感觉。城市没有有机质量。它们不断进化,通过与人的沟通和交流不断成长。

    世界上的大都市推动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创造了莫名的活力和精神,成为创新和兴奋的源泉,也为城市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韧性和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忽略了城市化的这些重要维度,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筑物和基础设施上,不免短视,甚至会招致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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