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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书网 -> 其他类型 -> 猫头鹰的万花筒 第136夜 上帝之手（一）
- 每个人的每个细胞里都有2份文件，大约有30亿个字母，它是数码格式的，也是逻辑方式的。
人体大约有1000万亿个细胞，大脑大约有1000亿个细胞，人体DNA大约有30亿个字母，3万个基因，23条染色体。
DNA是人体如何产生、组装、运行、行为的说明书。
外界环境会影响大脑意识思维，思维会影响大脑分泌化学物质比如皮质醇，皮质醇及其衍生物会打开或关闭某些基因的开关，从而制造出新的蛋白质，影响人体，所以环境、意识会影响基因，基因也会影响人体和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人体是基因与环境进行交互的一个界面。
历史上先有RNA再有DNA和蛋白质。
DNA和蛋白质，就好像是RNA制造出来的工具，一个用来存储配方信息，一个用做基础设施。
如果要类比一下，可能人相当于RNA，电脑相当于DNA，人造的其他东西相当于蛋白质。
人体其实是DNA/RNA这些微小生命组成的生态系统，人体是一个战场，基因之间在永无休止地竞争。
如果你遗传了某种疾病，基因甚至可以精确到哪一年你要生病、哪一年出现什么症状、哪一年死去……就好像命中注定的一样。
在**染色体的长臂上接近中心体的地方，有一串长约120个字母（A、C、G和T四种字母）的序列，重复出现了很多次。
在每两个这种序列之间，是一些没有什么规律的“文字”，但这120个字母组成的“段落”却像一段耳熟能详的乐曲一样重复出现，总共出现了100次以上。
蛋白质代表的是化学反应，是生命活动、是呼吸、是新陈代谢、是行为——生物学家们称为“表现型”的那些东西。
DNA代表的是信息，是复制、是繁殖、是性活动——生物学家们称为“基因型”的那些东西。
两者不能单独存在。
这是一个经典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先有基因还是先有蛋白质？
先有DNA是不可能的，因为DNA只是一件含有些数学信息的无生气的东西，不能催化任何化学反应，非得有其他东西帮忙不可。
先有蛋白质也不可能，因为蛋白质虽然能进行化学反应，却不能精确地复制自己。
这样看来，不可能是DNA创造了蛋白质，也不可能是蛋白质创造了DNA。
把任意一些RNA分子放在试管里，然后一遍遍地选出它们中间催化作用最强的成员，就可以重现RNA从什么也不是到具有催化作用的“进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又进行了一次生命起源。
这种实验最惊人的结果之一，就是最后得到的RNA往往含有一段序列，读起来酷似核糖体RNA基因——比如说，**染色体上的5S基因——的序列。
现在看起来，细菌可能是后来才出现的，是高度简化与功能特化了的露卡的后代，是在DNA—蛋白质世界被发明之后很久才出现的。
它们的把戏是把在RNA世界里形成的很多“设备”都扔掉，以便在很热的地方存活。
在细胞里存留了露卡那些原始的分子特征的生物是我们；细菌比我们“进化得更高级”。
基因组在生物学里的位置相当于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
元素周期表的发现，使化学研究的范围从无穷成为有限，从无序成为有序。同样，基因组图谱的绘制，对生物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给予了清晰的界定。
我们要经历生物学知识的爆炸，而这个知识爆炸的过程与结果会引起普通人生活的重大改变。
有人把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比做人类登月一样的成就。在有些方面，两者确有类似之处：两者都是大规模的项目，靠的是众多科学家的合作。
整个基因组里的基因突变率，在男性里是女性的五倍。这是因为男性DNA在男性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复制以提供新鲜的精子细胞。
“你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死吗？尤其是在你没有力量改变你的命运的时候？”从1986年以来，很多有可能患亨廷顿氏病的人可以通过检查来确定自己是否带有致病突变，但是他们选择了不去知道。
只有20％左右的人选择了去做检查。有点奇怪却又可以理解的是，男人选择不去做检查的是女人的三倍。男人为自己想的多，女人为孩子想的多。
就算是那些有得病风险的人想确知自己是否有病，这里包含的伦理也很错综复杂。
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一个人去做检查，他或她实际上是在替整个家庭做检查。很多父母自己并不愿去检查，但是为了孩子的缘故还是去了。
亨廷顿氏病是遗传的一个极端。它是纯粹的宿命论，一点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好的生活方式、好的医疗条件、健康的饮食习惯、相亲相爱的家庭、大把的钱，都于事无补。你的命运完全在你的基因里。
即使一个基因在坏了的时候会致病，大多数我们体内的基因都没有坏，它们只是在不同的人体内有一些区别。
蓝眼珠基因不是坏了的棕眼珠基因，红头发基因也不是坏了的棕头发基因。
用术语来说，它们是等位基因——是遗传信息中同一个段落的不同形式，对于环境有同样的适应性，都是“合法”存在的。它们都是正常的，正常的基因有不止一种形式。
现在，就让我们接受这个一看就有点愚蠢的关于智慧的定义：智慧就是几种智商测验的平均得分。
智商测验以前很不精确，现在也离完美很远，还谈不上真正客观，因此，各种测试的结果比较一致，就更显得不可思议了。
如果智商与某些基因的联系透过被马克·菲尔波特【当代美国哲学家】称为“不完美的测试之雾”都能够显现出来，那就更说明智力有很强的遗传因素。
另外，现代的测试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客观性更强，也更不会使受试人的成绩因文化背景和是否懂得某种专门知识而受到影响。
著名的例子是纽约的两个女孩，贝丝和爱咪，她们一出生就被一个极富好奇心的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家分开了。
爱咪的养母是个很穷的人，很胖，没有安全感，没有爱心，所以一点不奇怪地，爱咪长大之后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内向的人。这正符合弗洛伊德理论的预言。
但是，贝丝也成为了这样的人，跟爱咪一模一样，尽管她的养母富有、安详、愉快而有爱心。
20年之后当贝丝和爱咪重新见面的时候，她们二人性格上的差别小得简直看不出来。对于她们二人的研究，远没有证明养育在塑造我们性格方面的重要性，相反地，它证明了天性的力量。
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布沙尔（ThomasBouchard）。从1979年开始，他在世界各地寻找那些被分离开了的孪生子，并利用测试他们的个性与智商的机会让他们团聚。
同时，其他的研究则注重于比较被收养的人与他们的养父母、亲生父母、同胞手足之间智力的差异。
把所有这些研究放在一起，把成千上万人的智商测验结果集中起来，就得到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百分比，代表的是两种人的智力之间的相关性，百分之百的相关性意味着两人智力完全一样，百分之零意味着两个人的智力完全无关。
让人目瞪口呆的结果，是那些有不同的亲生父母却被同一个家庭收养、一起成长的孩子，他们的智商分数之间的相关性是零。住在同一个家庭里对于智商一点影响也没有。
**的重要性是最近才被人们认识到的。
有一项研究表明，孪生子在智力方面的相似性，有20％可以归结到**环境上，而对于两个非孪生的兄弟姐妹来说，**环境对智力的影响只占5％。
区别在于，孪生子不仅是在同一个**里被孕育，而且是在同一时间；非孪生的孩子则不是。
**里发生的各种事件与变化对于我们智力的影响，比我们出生之后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所起的作用高两倍。
所以，即便是智力中可以归结到“后天”因素而不是先天因素的那一部分，也是一种早已成为过去、不可更改的后天因素。
但是另一方面，属于先天因素的那些基因，直到青少年时期都在表达。所以，是先天因素，而不是后天因素，要求我们不要在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对他的智力下定论。
所有这些研究得到的一致结论，是你的智商大约有一半是由遗传决定的，不到五分之一是由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共同的环境——家庭——决定的。
剩下的是**的作用、学校的作用和其他外部影响，比如朋友的影响。
有证据表明，让孩子接受更好的、高强度的教育确实可以戏剧般地提高孩子的智商，但这只是暂时的。
小学毕业的时候，那些曾经在“好的开端”早期教育班里受过教育的孩子，与其他没有上过这些班的孩子已经没有区别了。
一项研究发现，智商高的人的大脑利用起葡萄糖来“效率”更高。
在学着玩一个名叫“叠四块”的电脑游戏的时候，高智商的人与低智商的人相比，一旦熟练之后，大脑对葡萄糖的需要量降低得更快。
但是这有点像是在抓救命稻草的样子。这个基因如果被证明真的与智力有关，也只会成为许许多多的能够用各种不同方式影响智力的基因中的一个。
“一个部分由遗传因素而形成的低智商者，通过适当的教育可能会有极大的改进，也可能不会。低智商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这一点，并不足以让我们对这个人的智力下定论。”
这是对的，但同时这也是麻烦所在。并不是说人们一看到遗传的作用就不可避免地都成了宿命论者。
导致“阅读困难症”【一种因为神经系统原因而出现的学习困难，患儿智力正常，但无法准确、流利地识别字词，常有拼写、阅读困难。】的基因突变被发现之后，老师们并没有认为这种病没救因而放弃有病的孩子。
相反，这个发现促使老师们用特殊的教学方法去教有病的孩子。
一个孩子所处的环境不仅与他的基因有关，也与外界因素有关，而一个孩子有能力找到甚至创造出适合自己的环境。
一个有动手能力的孩子会学习需要动手的技能；一个书虫子会去找书。
也许，基因创造的是一种欲望，而不是一种能力？
不管怎么说，近视的遗传性不仅来自于眼球形状的遗传性，也来自读书习惯的遗传性。
因此，智力的遗传性也许不仅仅是先天能力的遗传，也是后天因素的遗传。
在我们的过去，有某一时刻，我们的祖先从像两栖类动物那样让环境温度决定性别，改成了用遗传决定性别。
性别对抗基因就可以分道扬镳了。一个基因在Y染色体上的形式可以利用钙来造出鹿角，而它在X染色体上的形式却可以用钙造出乳汁。
这样，一对中等大小的染色体，本来是各种各样“正常”基因的所在地，就被性别决定这个过程给“劫持”了，最终成为了性染色体，各自“吸引”了不同的基因。
在Y染色体上积累了对雄性有好处对雌性却常有坏处的基因，在X染色体上则积累了对雌性有好处而对雄性有坏处的基因。
SRY基因。这个基因启动一系列的事件，导致胚胎雄性化。
一个单个基因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是很少见的。尽管它的作用只是类似于拨一个开关，但很多事件紧随其后。性征发育身体的形状与组成变得不再像女性（在我们这个物种里所有个体一开始都被当成女性对待，但在鸟类和蝴蝶就不是这样），各种激素也开始在大脑里起作用。
几年以前，《科学》杂志上曾刊登过一幅搞笑Y染色体图，声称已经找到了那些典型的男性行为的基因，这些行为包括不停地拿遥控器换电视频道、记忆和复述笑话的能力、对报纸上体育版的兴趣、沉迷于包含摧毁性行为和有人死的情节的电影，以及不会通过电话表达感情。
这个搞笑图之所以好笑，是因为我们认出了它提到的这些行为都是典型的男性行为。
这个笑话强化了“这些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这种说法，而远不是在嘲笑这种说法。
这个图惟一错的地方在于，并不是每一种男性行为来自于一个特殊的基因，而是所有这些行为来自于因睾丸激素等引起的大脑的普遍雄性化，其结果，就是男性在现代社会里的这些表现。
这样，从某种角度来说，很多男性特有的习惯都是SRY基因的产物，因为正是SRY基因启动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了大脑与身体的男性化。
SRY基因比较特别。它的序列在不同男性体内惊人地相似：在人体内，它的序列中几乎没有点突变（也就是一个字母的区别）。
在这种意义上说，SRY基因是一个没有变化的基因，从大约20万年前人类的最后一个共同祖先到现在，它就没有改变过。
但是，我们的SRY基因与黑猩猩的很不同，与大猩猩的也很不同：这个基因在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差别比一般基因要高十倍。
跟其他活跃的基因相比，SRY基因是进化最快的基因之一。
**里有蛋白质，基因的产物。它们的作用还属于未知，但是赖斯有一个很厉害的想法。
在果蝇交配的过程中，这些蛋白质进入雌蝇的血液里，并且转移到其他地方，包括“她”的脑。
在那里，它们的功能是降低“她”对交配的兴趣，并提高“她”的排卵率。
30年以前我们会把排卵率的提高说成是对物种有利的事情：母蝇到了停止寻找性伴侣的时候了，取而代之的是“她”寻找做巢的位置，公蝇的**使得母蝇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现在赖斯相信性别对抗在各种环境之下都是存在的，所留下的线索就是那些飞速进化的基因。
例如，在一种带壳的鱼——鲍鱼里面，精子需要用一种名为细胞溶素的蛋白质，在卵子细胞表面由糖蛋白组成的“网”上钻出一些洞来。
这种细胞溶素是由一个变化非常快的基因制造的（在我们人体里可能也是如此）。
这也许是因为细胞溶素与糖蛋白网之间进行着“军备竞赛”。精子如果能够飞快地进入卵子，这对精子有好处，对卵子则有坏处，因为其他寄生物或是第二个精子也有可能进来。
再举一个与人类关系比较大的例子，胎盘是由来自父方的变化飞快的基因控制的。
以戴维·黑格为首的现代进化理论家们现在相信，胎盘更有可能是由胚胎里来自父方的基因控制的、寄生在母体内的东西。
不顾母体的反对，胎盘试图控制母亲体内的血糖水平以及血压，以利于胚胎的成长。
像这样的基因群之间的冲突（Y染色体上的所有基因就是一个基因群），并不只是在“性”方面才有。
假设有一个基因的某种形式能够让人更易说谎（这不是一个在现实中很有可能性的假设，但是也许确实有一大批基因可以间接影响一个人是否诚实），这个基因也许会靠着把它的“主人”变成一个成功的诈骗犯而更好地繁殖自己。
但是，再假设也许在另一条染色体上有另一个（或一群）基因有一种形式能够提高人辨别谎言的能力，这个基因要想更好地繁殖自己，就得使得它的拥有者避免上那些骗子的当。
这两个基因会互相对抗着进化，每一个基因的进化都刺激着另一个的进化，即使这两个基因是被同一个人拥有。
它们之间是赖斯和霍兰所说的“位点之间的竞争进化”（ICE）。在过去的300万年间推动人类智力进步的也许正是这样一个竞争过程。
以前有一种说法，即人脑的增长会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平原上制造工具和点火，这种说法早就没人感兴趣了。
取代它的是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都相信的马基亚维里（Machiavelli，16世纪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
他的理论认为，道德与政治无关，狡猾与欺骗在统治者夺得与保持权力的时候是正当的。
在操纵别人和抵御操纵这两者的“军备竞赛”中，体积大的脑子是很必要的。赖斯和霍兰写到：“我们称做智力的现象，也许只是基因组之间冲突的副产品。这种冲突，是用语言做武器的进攻与防守基因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