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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书网 -> 其他类型 -> 猫头鹰的万花筒 第181夜 尊重每一块基石（一）
- 一天早晨，一位年轻聪明的小儿心内科医生来手术室找我，他来自梅奥诊所，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座世界闻名的医学中心。
他的开场白是：“我有个有趣的病例，你想看看吗？你以前肯定没见过这样的。”紧接着又说：“可惜呀，你恐怕也做不了什么。”还没等看过病例，我就决心证明他想错了，因为对外科医生来说，罕见的病例永远是挑战。
他把X光片贴上灯箱。这是一张普通的胸腔X光片，上面的心脏呈现为灰色的阴影，但在受过专门教育的人看来，它仍能透露关键信息。很明显，这是一个幼童，他的心脏扩大，而且长到了胸腔错误的一边。这是一种罕见的异常，称为“右位心”——正常心脏都位于胸腔左侧，他的却相反。另外，肺部也有积液。不过单单右位心并不会造成心力衰竭。他肯定还有别的毛病。
这个热情的梅奥心内科医生是在考验我。他给这个十八个月大的男孩做过心导管检查，已经知道病因了。我提了一个富有洞见的猜想，卖弄说：“以这个地区来说，可能是鲁登巴赫综合征。”也就是说，这颗右位心的左右心房之间有一个大孔，二尖瓣也因为风湿热而变得狭窄，这是一个罕见的组合，使大量血液灌入肺部，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处于缺血状态。我赢得了梅奥男的敬意，但我的猜测还差了一点。
他又提出带我去心导管室看血管造影片（在血流中注入染料，再用X光片动画揭示解剖结构）。这时我已经烦透了他的测试，但还是跟着去了。
在病人的左心室里，主动脉瓣的下方有一个巨大的团块，位置十分凶险，几乎截断了通向全身的血流。我看出这是一个肿瘤，不管它是良性还是恶性，这个婴儿都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能摘掉它吗？
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在右位心上动手术。做过这类手术的年轻外科医生很少，多数永远不会做。不过我很了解儿童心脏肿瘤。我甚至就这个课题在美国发表过论文，这位小儿心内科医生也读过。在这个领域，我算是沙特境内的专家。
婴儿身上最常见的肿瘤是反常的心肌和纤维组织构成的良性团块，称为“横纹肌瘤”。这往往会导致脑部异常，引发癫痫。没有人知道这可怜的孩子是否发作过癫痫，但是我们都知道这颗梗阻的心脏正在要他的命。
我问了男孩的年龄，还有他的父母知不知道他的病情有多严重。接着，他的悲惨故事展开了。
男孩和他年轻的母亲是红十字会在阿曼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交界处发现的。在炙热的沙漠中，母子俩瘦骨嶙峋，浑身脱水，已经快不行了。看样子是母亲背着儿子穿越了也门的沙漠和群山，疯狂地寻找医学救助。
红十字会用直升机将他们送到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一家军队医院，在那里，他们发现她仍在设法为孩子哺乳。她的奶水已经干了，她也没有别的东西喂养儿子。男孩通过静脉输液补充了水分后，开始呼吸困难，诊断结果是心力衰竭。他母亲也因为盆腔感染而严重腹痛，高烧。
也门是个法外之地。她在那里受过**、虐待和残害。而且她是黑人，不是阿拉伯人。红十字会怀疑她是在索马里遭人绑架，然后被带到亚丁湾对岸卖作奴隶。但是由于一个不寻常的原因，他们也没法确定她的经历：这个女人从不说话，一个字也不说。她也没有显出什么情绪，即使在疼痛中也没有。
阿曼的医生看了男孩的胸腔X光片，诊断出右位心和心力衰竭，然后就把他转到了我所在的医院。梅奥男想看看我能不能施展魔法把他医好。我知道梅奥诊所有一位优秀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于是我试探性地问这位同事丹尼尔森大夫会怎么做。
“应该会做手术吧。”他说，“已经谈不上有什么手术风险了，不做的话只会越来越严重。”我料到他会这么说。
“好吧，我尽量试试看。”我说，“至少要弄清楚这是什么类型的肿瘤。”
关于这个孩子，我还需要知道些什么？他不仅心脏长在胸腔里错误的一边，就连腹腔器官也全部调了个儿。这种情况我们称为“内脏反位”。
他的肝脏位于腹腔的左上部分，胃和脾脏则位于右边。更棘手的是，他的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有一个大孔，因此从身体和肺静脉回流的血液大量混合。这意味着通过动脉流向他身体的血液含氧量低于正常水平。
要不是因为皮肤黝黑，他或许已经获诊为蓝婴综合征，也就是动脉中混入了静脉血。真是复杂的病情，就连医生都觉得头疼。
在这里钱不是问题。我们有最先进的超声心动图仪，这在当时还是激动人心的新技术。设备使用的是侦测潜艇的那种超声波，一名熟练的操作员能用它绘出心脏内部的清晰图像，并测出梗阻区域的压力梯度。
我在他那小小的左心室里看见了一幅清晰的肿瘤图像，它的样子光滑圆润，就像一枚矮脚鸡的蛋，我敢肯定它是良性的，只要摘除，就不会再长出来。
我的计划是消除梗阻，关闭心脏上的孔，从而恢复它的正常生理机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理论上简单直接，但是对一颗前后颠倒、长在胸腔错误一侧的心脏来说却相当费力。我不想中间出什么岔子，于是做了每次境况艰难时都会做的事——我开始绘制详细的解剖图。
这台手术做得成吗？我不知道，但我们非试不可。就算不能把肿瘤完全切除，对他也依然有帮助；但如果开胸后发现那是一颗罕见的恶性肿瘤，那他的前景就很不妙了。不过我和梅奥男都确信这是一颗良性的横纹肌瘤。
该和男孩还有他母亲见面了。梅奥男带我去了儿科加护病房，男孩还插着鼻饲管，他很不喜欢。他母亲就在儿子小床边的一只垫子上盘腿坐着，她日夜守护在儿子身边，始终不离。
看到我们走近，她站了起来。她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美得令我震惊，像极了大卫?鲍伊的遗孀，那个叫伊曼的模特。她有一头乌黑的长直发，消瘦的手臂环抱在胸前。红十字会已经证实了她来自索马里，是一名基督徒，所以她的头发并没有包起来。
她手指纤长，握紧包裹儿子的襁褓。这块珍贵的破布卷替男孩遮挡炽热的阳光，在沙漠的寒夜里给他保暖。一根脐带似的输液管从襁褓中伸出，连到输液架和一只吊瓶上，吊瓶里盛着乳白色的溶液，里面注满葡萄糖、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好让他细小的骨骼上重新长出肉来。
她的目光转向了我这个陌生人，这个她听人说起过的心脏外科医生。她的脑袋微微后仰，想要保持镇静，但颈底还是沁出一粒汗珠，蜿蜒地流到胸骨上窝。她焦虑起来，肾上腺素正在涌动。
我试着用阿拉伯语和她沟通，她没说话，只是望着地板。带着卖弄的心情，我继续问道：“Terref arabi?”（你懂阿拉伯语吗？）接着是“Inta minweyn?”(你是哪里人？），她还是不作声。我走投无路了，终于问道，“Titakellem ingleezi?”（你会说英语吗？），“Ana miningliterra”（我从英国来）。
这时她抬起头来，大睁着眼睛，我知道她听懂了。她张开嘴唇，但还是说不出话。原来她是个哑巴。边上的梅奥男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没想到我还有这项语言技能；他不知道的是，我几乎只会说这几句阿拉伯语。这位母亲似乎很感谢我的努力，她的肩膀放了下来，心里松开了。我想对她表达善意，想抓起她的手安慰她，但是在这个环境里，我做不到。
我示意要检查一下男孩，她同意了，只要孩子还抱在她手里就行。当她掀开亚麻的襁褓，我不由吃了一惊。这孩子瘦得皮包骨头，肋骨一根根地凸在外面。他身上几乎没有一点脂肪，在胸壁下方，我能看见那颗古怪的心脏在搏动。
他呼吸很快，好克服肺部的僵硬；突起的腹部注满了液体，扩大的肝脏赫然显现在与常人不同的一边。他的肤色与母亲不同，我猜想他父亲是个阿拉伯人。他那深橄榄色的皮肤上盖了一层奇怪的皮疹，我似乎在他眼中看见了恐惧。
母亲爱惜地将亚麻布盖回他脸上。她在这世上已经一无所有，除了这个男孩和几片破布、几枚戒指。我心中不由升起了对母子俩的一股怜悯。我的身份是外科医生，但此时的我却被吸入了绝望的漩涡，客观和冷静都消失了。
那段日子我总是带着一只红色听诊器。我把它放到婴儿的胸膛上，尽量表现得专业。我听见一阵刺耳的汩汩声，那是血液挤过肿瘤，再通过主动脉瓣流出的声音。我还听见积液的肺部发出劈啪的啰音，甚至空空的肠道发出咕咕声。这是人体奏出的不谐杂音。
我又问她：“Mumken asaduq?”（“能让我帮助你吗？”）她似乎答应了，嘴唇动了动，眼睛也望向我。我觉得她轻声说了一句“Naam”（好的）。
我努力解释治疗方案：孩子的心脏需要动个手术，这能让他恢复健康，也能让他们母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她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我知道她听懂了。
可我又该怎么说服她签署知情同意书呢？我们找来了一个索马里口译，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但是她依然没有回应。我努力解释手术的复杂之处，她却好像没听见似的。这台手术的名称是“右位心的左心室流出道梗阻疏通术”，为了我的利益，后面跟了一个短句：“高风险病例！”这使我在手术失败时不必担责，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
我告诉母亲，这是男孩唯一的生存机会，她只要在同意书上确认就行了。但是对她来说，这一笔签下的却是自己的全部生命，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终于，她从我手中接过钢笔，在同意书上潦草写了几下，我叫梅奥男连署，然后自己也签了字。我始终没看文件，而是直直地望着她的眼睛，寻找许可的神情。这时的她，皮肤闪烁着汗水，肾上腺素喷涌，身体因焦虑而发颤。
我们该走了。我告诉她手术会在周日进行，到时会有最好的儿科麻醉医生来协助我。然后我用英语和阿拉伯语对她说了再见，以表示我仍在努力与她沟通。
那是周四下午，第二天就是沙特的周末了。我的同事们计划带我去沙漠，到夜空下的沙丘上露营，以此逃开城市的压抑生活。车队在傍晚出发，空气中的灼热刚刚开始退去。我们驶出公路，吉普车蹚着黄沙一里一里地费力前行。他们这里有个规矩：绝对不能只开一辆车进沙漠，否则车子一旦抛锚，人就完了。就算离医院只有三十公里，你也肯定回不去。
沙漠的夜清澈寒冷。我们围坐在篝火四周，一边喝着私酿酒，一边看流星。一支贝都因人的驼队在不到两百米远的地方静静走过，利剑和AK47在月光下闪着寒光。他们甚至没和我们打招呼。
我的心中升起一阵不安：那个母亲到底是怎么穿过这片沙漠的？她要在夜间行走，在白天寻找掩蔽，既要带水，又要背孩子，她一定是为希望所驱使，除此没有别的动力。无论手术多么艰难，我都一定要救活孩子，要看着母子俩都强壮起来。
这台手术绝不简单，我到这时还不确定该怎么对付肿瘤。要到达梗阻区域，唯一的办法是将左心室的心尖敞开，但那样又会削弱它的泵血功能。我一遍遍在头脑中预演着手术步骤，每次总是回到同一个问题：“出了差错怎么办？”
使用传统的外科方法，这颗右位心提出的技术难题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如果把男孩送去美国，由一位经验更加丰富的医生主刀，结果会好一些吗？我看不出这样做的理由。因为他身上这种病理学组合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别处有更好的团队，他们也不可能有多少经验。
我的团队已经够好，设备也很精良，都是金钱能够买到的最好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难道不是吗？
就在这当口，我仰望着银河，脑中灵光一现。我忽然想到一个显而易见的切除肿瘤的法子。那或许是一个离谱的想法，但我已经有了方案。
到了周六，我召集麻醉团队和外科团队一起讨论这个病例，用图片向他们展示男孩罕见的身体结构。然后我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我知道手术室里不能感情用事，尤其在给一个可能无法幸存的病人动手术时，保持超然的态度可能是最好的，但我依然把这对母子令人心碎的故事告诉了他们。
听完我的讲述，每个人都同意如果我们不介入，孩子一定会死，但他们也担心这颗右位心上的肿瘤无法开展手术，这种担心很有道理。我告诉他们，只有试了才知道行不行，这时我依然没有透露手术方案。
我在公寓里度过了一个炎热躁动的夜晚，头脑飞速运转，非理性的念头让我不安。如果我人在英国，还会冒这个险吗？我决定手术到底是为了病人还是为他母亲——甚至是为我自己，好借此机会发一篇论文？
如果手术成功，谁又来照顾这个奴隶女孩和她的私生子？这男孩是个累赘。在也门，他会被丢在一丛灌木下面喂狼。他们要的是这个母亲。
清晨时分，号召祷告的呼声结束了我的不安。当我从公寓步行来到医院，外面已经有28摄氏度了。母亲和男孩早晨7点到手术楼，进了麻醉室。母亲一夜没睡，始终把孩子抱在怀里，护士们整晚都担心她会放弃、逃走。她留下了。但她们还是担心她不愿把孩子交给医生。
虽然有麻醉前用药，但医生开始麻醉时，孩子还是尖叫着扑打手臂。这情景对母亲而言很可怕，也让麻醉团队颇难对付，但在小儿外科手术中相当常见。
面罩中的麻醉气体终于让他减少了抵抗，我们趁机往静脉里送进一根插管，再让他失去意识。他的母亲还想跟到手术室去陪他，最后被护士拖了出去。原始的情绪终于从她面具般缺乏表情的脸上喷薄而出——这比她遭受的任何肉体之痛都更难忍受。但即便如此，她依然沉默着。
我平静地坐着，一边看这场混乱平息下去，一边享受着早餐浓郁的土耳其咖啡和椰枣。***让我精神集中，但也强化了我的责任感：要是男孩死了怎么办？那样她就会失去一切，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
一名澳大利亚洗手护士走过来要我检查设备，那是我在沙漠的黑色夜空下想出那个激进方案后特意**的。这方案我过会儿就向团队透露。
男孩躺在手术台闪亮的黑色胶垫上，瘦小的身躯看上去实在可怜。他没有一般婴儿肥嘟嘟的样子，两条皮包骨头的腿因为积液而肿胀。这是心力衰竭患者才有的矛盾现象——肌肉已经被积液取代，体重却还维持原样。他已经不必自己挣扎呼吸，突出的肋骨随着呼吸机的工作一起一伏。
现在每个人都明白他母亲为什么要拼命保护他了。我们看得到他的心脏在胸腔的错误一侧搏动，而在鼓胀的腹部下方，和常人相反的一侧显出了肝脏的浮肿轮廓。他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长反了，这对旁观者来说很新奇，对我们这些医生却是一道艰巨的难题。
我在美国参观过一台右位心手术，还有一次是在大奥蒙德街医院。眼下是我自己的首次尝试。
他的脸颊上还有几道刚才和母亲痛苦分离时留下的干涸盐渍。以前有人问我做手术焦不焦虑，我是怎么回答的？“才不，又不是我躺在手术台上！”虽然我现在也不算焦虑，但我毕竟是在一个陌生而危险的环境里做一台没有验证过的手术，我能感觉到背脊上淌下的汗水。
当那具孱弱的小身子被蓝色手术巾遮起来时，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手术巾上只开了一个长方形的口子，露出他胸骨外面的深色皮肤。